这才是中国，这才是中国人，这才是中国的社会啊！怎么觉得我还没有何伟更了解中国，而他是一个美国人。
《寻路中国》是一位比中国人还了解中国的美国人的游记，作者彼得·海斯勒（PeterHessler），曾任《纽约客》驻北京记者，以及《国家地理》杂志等媒体的撰稿人。在中国他给自己起了个大众化的名字—何伟。
何伟在近十年的时间（2001-2009）里，租车行驶于广袤的中国大地，从长城沿线到西北沙漠，从首都北京到京郊农村，从南方工业城镇的一家工厂到另一家工厂，中国经济发展到哪里，何伟就驾车开到那里，最不可思议的是，所到之处他都能融入当地的生活生产社会，用他敏锐的洞察力观察中国的农村，现代农村和雨后春笋般崛起的工业城镇。
城墙、村庄和工厂，从遥远的古代到曾经的过去再到今天的中国，中国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老百姓的性格又是怎样，何伟的剖析十分到位且有深度。
在山海关附近农村，每次驶进铺晒着农作物的路段时，何伟都会急刹车，摇下车窗问：我开过去没有问题吧？农民们有些急不可耐地大声喊道：开，开，开！于是就开过去了，慢慢地他也习惯了用轮胎帮农民完成脱粒的工作。既违背交通安全法规，又违背食品卫生法规的公路晾晒在乡间的公路上到处可见。
中国人非常擅长利用一切潜在的资源，在人口密集的河北农村，山坡被开垦成梯级用来种庄稼；公路用来晾晒农作物；路过的车辆则充当脱粒机的双重角色；体格健壮的人在农田里劳作一段时间后，涌入城市做建筑工人或进工厂的流水线工作。
何伟在首都汽车公司租车的时候，公司要求车子开出去的时候油箱里有多少汽油，归还的时候也要有同样油量。有时候聪明的中国人还车时竟能做到油量刚好是一半差一点点，和原来一样多。中国人最擅长精确地把握那个“度”，而从来不愿实行“油量加满”这种更方便的方法。
在中国，生活中很多事情都要打制度的擦边球。因为人们都知道“事后原谅比事前许可简单得多”。很多事情都喜欢“先斩后奏”，制度被抛到脑外。
在美国只要说“我要开车”，就没有人再劝你喝酒了。但在中国，这样的话总遇到更具特色的回应：酒都斟上了，你一定要喝；开了那么远的车一定累了，喝酒解解乏；喝过酒后你可已把车开慢点吗；酒杯已经倒满了；你有那么丰富的开车经验，当然可以喝点什么了……
何伟对中国打车的手势观察颇为细致：手臂前伸，手掌朝下，上下拍动，就像在轻轻拍打手下那只看不见的大狗。“拍打看不见的大狗”，太有意思了。哈哈
耗资百亿元的南水北调工程，把水输送到北方可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那些地方的年轻人大多去了南方，剩下的都是老人和孩子。
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在中国是靠左行驶的。尽管这样，在孙中山的写信邀请下，福特在30年代的经销商依然达到了二十多家，甚至考虑在上海开建生产线，只是后来的日本入侵，给汽车工业的发展画上了休止符。40年代美国军队向中国的西南地区运送吉普车和卡车，由于美国人都是靠右行驶，他们遭遇了大量的交通事故。美国人提出十分简单的解决方案：中国全境转向美国靠右行驶的驾驶模式，蒋介石很快同意，日本投降后正式施行。
中国的农村未来走向何方？会消失吗？何伟很容易预测未来中国城镇的发展，因为它们的轨迹已经在新修建的一条条钢筋水泥路上明摆着。但是，对于二十年后的农村，谁还会住在那些地方？留守在农村的小孩子也许是那里的最后一代人。
何伟认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逻辑就像被劝戒烟的年轻人，他们通常会说：我知道，这对身体不好，但我很年轻，感觉不到它产生的作用。况且，这对我的生意很重要。看到的只有现在，才不管明天呢。
中国城市化发展和十九世纪美国城市扩张十分相似，但也有关键性差异，美国第一波居民往往是商人和银行家，一起来的还有律师，当人们还在住帐篷的时候，当地的第一份报纸已经付印，最先修好的永久性建筑物一般是法庭和教堂；而在中国的新兴城镇里最糟出现的则是：工厂、教主材料供应点、手机卡销售商店等等。
南方城镇有能耐的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都是靠自己，而没怎么依赖政府。像罗师傅一样，他们自己花钱参加私人培训课程，自己学会动用关系，自己找工作换工作，遇到纠纷，自己想办法和老板协商，这个国家和社会很少能够帮到他们。
在美国两车刮蹭了，彼此给对方的是电话号码，在中国则是讨价还价以现金解决问题。
最后一章竟然充满感伤，当何伟来到胸罩调节制造厂的原址，人去楼已空，只剩下宿舍楼里那一句句格言警句，老田睡觉的地方，墙壁上依然写着的那一串彩票号码。这种结尾让我想起《含泪活着》，丁尚标离开日本前又去了当年来日本学习的那所已经破败不堪的学校。
还要赞美下本书中文翻译李雪顺，翻译处理相当中文化，他下了很大功夫，整本书读完你不觉得这是老外在写中国。当然中文版能通过审核在国内发行也称得上奇迹了。
《寻路中国》，给十星也不为过，豆瓣里只能五星了。实乃走亲访友居家旅行必备好书。极力推荐。